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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制度需要发展和创新
来源:晋江人大网   更新时间:2006/2/5   点击数:1528

    我非常高兴来泉州参加这样的研讨会。刚才听到史教授的讲话深受启发,他讲了一些选举方面的新情况,这也是我们马上要面对的问题。我刚才第一次听到史教授提到目前在大陆的一些台湾同胞要求参加人大代表选举,前段时间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台湾同胞要求当人大代表,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台湾同胞也就可以参加选举。我们选举法规定,华侨在其回国期间如有遇到选举就可以参加选举,难道台湾同胞不可以吗?这是一个问题。根据史教授的讲话,我谈一些宏观上的思考,供大家参考。

  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人大制度,我们是不是真心实意地推进人大制度的建设,有些干部有这样的心态,人大不搞不行,真的搞更不行。人大不搞不行,因为人大体现民主,但真的搞了又怕冲击我们党的领导。如果干部有这样的心态,那怎么能真正搞好人大,真正推行人大制度。在人大制度建设中,已经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研究和解决,如果有这样的心态,这些问题提出来,也不会得到真正的解决的。上海的一次研讨会上,我就提出,观念的问题不是拿不出一些改革举措,而是我们是否真正重视人大,是否真正实实在在想把人大制度推行下去,取得实效。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办法总是有的,那么多理论工作者、那么多实际工作者难道就想不出具体的办法来吗?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重视人大,真正要推行人大,当然这也涉及到一些关系的问题,包括人大的人民民主和我们党的领导的关系。最重要的问题是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关系怎么处理。这是一个很大问题,我认为两个都很重要,党的领导怎么不重要呢,现在政党政治是世界的现象、国际的现象,不是光中国有政党。政党政治、民主政治、法制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三大潮流,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三大主旨。所以关键在于怎么处理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关系,党的领导重要,人民民主也重要,它们的关系怎么处理,这都需要我们去研究,今天就不展开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民主是必须要推行的,其中人大作为根本性的政治制度是必须要推行的。我下面简要作三点论证,中国的民主政治,中国的人大制度肯定要往前推,不是个人的意见问题,而是客观的发展。

  第一,是我们到市场经济体制后,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利益分化了,利益很明显地倾斜化,它不象计划经济时代,你我的利益都差不多。现在利益的分化就必须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各种利益主体都要求进行利益表达。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扩大自己的利益,都要求要利益表达,不允许别人来侵犯我的利益,那么利益向哪里表达呢,利益表达往往向政治表达,一个政治决策,一个法律的推出都会影响到一部分群体的利益,或者有利于一部分群体的利益,或者不利于一部分群体的利益。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上海马路很拥挤,车牌还是不断放出来,老百姓就有意见了,那么拥挤了,为什么每年还要发那么多的车牌呢?汽车商就说了,如果不发车牌那就没有人买我的汽车了。大家有自己利益要求,利益的表达,而且出现了利益冲突。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于是不同的利益表达就转化为政治参与,向政治系统表达,希望政策、法律对我更有利一些。

  政治参与是个好事情,我们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如果人民不想参与或者没有动力参与,只有少数人在参与,那是真正的民主吗?真正的民主不仅在于法律上规定老百姓有政治参与的权利,更重要的是用这种利益的驱动让你参与政治,那么民主就好起来了,它把各种利益都表达进去了,这是好事。但有时利益的表达和政治参与也会引向另一个方面,如果你制度跟不上、体制跟不上、机制跟不上就会出乱子,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不要说和谐社会,稳定社会都做不到,大家都群访去了,静坐去了,如果这样下去,那么政治参与肯定会乱套,那怎么办呢?这种事要做好,必须有一条就是体制、机制要跟上去,提供民主的渠道、机制和表达方式,把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各种各样的表达都纳入到民主渠道、民主制度、民主机制中去。纳入到这里面去就是有序的参与了,从这一点来讲就是要求我们民主制度要跟上去,允许、欢迎老百姓表达,但是要有序地、理性地表达。那么我们渠道有没有呢,我们民主机制有没有呢,我们客观、现成的多得很呀,人大制度、政协制度、工会制度等等,但是实际效果怎么样呢,恕我直言,实际效果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人大把一些很好利益的表达都吸纳进去了,那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到北京去上访。现在的问题是包括我们的一些领导,每当人大会在开会时,有些领导就会很紧张,这些话不要写进去,那个意见也不要写进去,这怎么行呢?我们要人大干什么呢,做样子的吗。我一直坚信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人大时绝对不是要把人大当成政治花瓶的,毛泽东当时在创建人大时是实实在在要让人民当家作主的,他强调民主、强调人大,是提高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人民的政权能否长久的问题上,是想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让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长治久安。人大的重要功能就是要反映各个方面的意见,尤其在市场经济时代,各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完全应该要纳入人大里面进去,这是制度是体制。意见进去后,不用害怕,这里面有程序,再冲突、矛盾的意见,我们可以通过讨论、辩论达成共识,这就是民主的功能。我把人大称之为民意的加工厂,各种的原料,粗的、细的、方的、圆的,进去以后,形成一个统一的产品出来,这就是共识。

  我个人觉得今天市场经济更需要我们要完善人大、完善民主。中国的民主在哪里,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民主也就是人大民主,二是执政党内的民主,三是社会民主。前一段时间我们强调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很重要,有一种观点认为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一点我同意,但是也必须看到党内民主也要从人大民主吸取一些养料,说实话现在的党内民主还不如人大民主,不如人民民主。党内民主自己没有搞好那怎么能带动人民搞民主呢,我认为是互动的,党内民主能带动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特别是人大民主也可以推动党内民主。从这三大民主的分析上看这三大民主都很重要,但是我个人认为国家民主、人大民主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政治当中最根本的问题--国家权力。我们为什么把人大制度叫做是我们的最根本政治制度,有很多种说法,我认为什么是最根本的制度,政治是公共权力、国家权力,人大是关系到国家权力行使的制度,当然就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因此,我的观点是三大民主齐头并进,但如果要有一个作为重点的话,那么我认为,人大民主要作为重点来全面推动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

  第二,是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这种状况,出现了一种现象,我把它称为政治权威的转型,特别是高层政治权威的转型。以前是毛泽东、邓小平,现在不是毛、邓了。这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区别。毛、邓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杰出人物和政治领袖,凭他们的个人威望和个人权威,没有民主、没有制度无所谓,凭毛的一句话定乾坤,毛的最新指示、最高指示比你们的制度强得多,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没有起到多少作用的,真正起作用的是毛、邓,制度在毛、邓这样权威型人物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毛、邓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是南征北战,几起几落的杰出人物,但现在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今后不可能再出现毛、邓这样的人物了,这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迁,已经不可能在出现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了。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总体上平和的社会,不可能出现毛、邓这样的个人政治权威。第三代领导核心从上海某厂的副厂长走上来的,第四代领导人是从清华大学的政治辅导员走上来的,他们都是一步步地走上来的,不可能再突然冒出一个毛、邓这样的人物,这就是时代变化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不是个人的政治权威而是民主、制度、宪法,现在我们推行依法治国也好,民主政治也好这都不是某个领导人突然想到的,这是时代走到今天,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治发展到政治权威的转型都必须要重视民主。

  第三,是世界潮流。我们眼光要放远一点,放开一点,中国已经是开放的国家,和世界是不能隔绝的。世界是什么世界呢,人类发展到近代以后,政治文明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要和世界打成一片,在政治上却要和世界隔绝开来,这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不能置身于世界潮流之外的。落后是要挨打的,不仅是经济落后要挨打,政治落后同样是要挨打的。发展是硬道理,但我们不要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政治发展也是硬道理。我们今天已经时时感到西方来势汹汹,老是指责我们,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们面对这种压力,仅仅进行批判划清界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关键要搞好我们的民主。民主是世界潮流,如果民主要细分可以分为两个潮流,一个是资产阶级社会潮流,一个是无产阶级社会潮流。客观地说,今天是西方压倒东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潮流给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并不意味着就要照搬西方的民主,我们不会照搬的,但光靠批判和划清界限是不解决的问题,而是搞好我们认为很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如果我们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那么不管西方的民主政治影响再大,压力再大,我们都不怕,因为老百姓感觉到我们是真正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如果我们的民主政治仅仅停留在表面上、法律上、条文上、口头上,老百姓无法真正感觉到真正的民主,那么如何能够顶得住西方的民主压力呢?西方的民主要过来就有市场了,所以,我认为一个开放的国家要顶住西方的民主压力,重要的不是体制而是要搞好我们自己的民主,现在不是照搬西方民主的问题,只有牢牢地把我们现在的民主搞好。现在的民主要真正地搞好,按照我们理论的规定,还有很大的空间和余地,不是我们这套民主已经搞得十全十美了,不折不扣地搞了,结果效果还是不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换一个民主,也不是不能考虑的,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把人大说成是权力机关,可是实际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如果一个很好的制度,没有真正地去运作,去推行它,那么即使把美国的民主照搬过来也是搞不好的,所以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民主搞好。我们今天的民主不是你想不想发展,而是你必须发展的问题,一个执政党只有站在民主发展潮流的前面,领导支持民主,那么这个执政党才是代表先进政治,他就有领导权。如果一个执政党走在人民的后面,还跟不上人民,有的地方甚至还阻挠民主,这样的话对我们执政党的领导权是有影响。

  我们今天开始认真考虑这么细致的问题,那么就说明我们已经开始比较认真一点了,那么遇到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我们今天是比较认真一点但还不是太认真,人大制度我们一定要坚信它并不折不扣地推行它,党要领导人民通过人大去当家作主,但是我们说人大制度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很多具体制度才能使这个宏观的制度付之实施。不是光一句人大制度就可以的,要具体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制度是有层次性的,人大就必须要有选举制度选代表,选了代表就要有代表制度,代表组成大会就要有大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人大制度要落实到这些细小的制度,才能使人大这个宏观制度付之实施。而我们的问题是人大制度早就确定下来,但具体制度还不完善,应该承认我们这二十多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是不够的,这需要我们对具体制度进行创新、探索。这里碰到一个问题,怎么样对待规范和创新的关系。今年中央发布了9号文件,关于规范人大代表的一些活动。不同的同志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这主要是规范人大代表的活动,我个人认为9号文件是有规范活动的一面,但是不能把规范和创新对立起来,规范之后,就要按照条条去做了吗,大家就不好创新不好探索了吗。我们承认具体层面上的人大制度还很不完善,我们历来强调创新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当然人大制度也是需要创新的,因此要怎么处理好规范和创新的关系。具体的就不展开了。我觉得这是思想倾向的问题,当前这是很大的问题。规范要规范,创新要创新,规范就是要规范到法律层面,不要超越法律,创新就是在法律的总框架里去创新。我们好多规定都是很宏观很抽象的,这些宏观抽象的东西就要求各个地方去细化、创新。比如述职评议、工作评议都是地方创新出来的,这都证明我们需要创新、可以创新,所以我认为规范和创新的矛盾是一个思想倾向的问题,既要规范又要创新不要对立起来。创新就是要在大的原则和法律层面上去创新,规范就是规范到法律大的原则里面去,如果你超越法律,违反原则,那么这个东西肯定不行,一定要把它改变过来,但是一定要创新。这是我的一个观点。我再谈一个进一步的观点。创新靠大家靠各地,近几年,各地的创新不少,但有重大突破的创新不多,都是比较具体的细腻的,一小步一小步的创新不少,比如温州人大评议实行电视转播、晋江的竞选预选、永春代表约见政府官员。创新要靠各地,但各地的创新不一定要齐步走,我们创新要看国情,还要看世界的形势,同时我们中国太大了,不仅要看国情还要看区情,大家可以按照各地的情况进行创新。比如泉州有许多有利条件,一经济发达,二是侨乡与世界联系更多,开放意识更强。所以泉州、晋江前几年的创新不是偶然的,是有背景的。我的观点是民主发展也可以一部分地区先搞起来,先走起来,不一定要齐步走,可以分步走,你这方面先走一步,我那方面先走一步,大家在各个地方取得经验以后,再上升到县上升到市、省,说不定还上升到国家。

    我今天讲的就是三层意思:一是人大制度肯定要继续发展,人大的地位肯定要继续提升。二是人大的具体制度需要创新。三是创新要靠各地。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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